虽然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外科申屠阳教授的手术被同行奉为“剪刀神技”，被患者誉为“精湛”，但他认为，对于一名外科医生而言，拥有娴熟的技术只是基本功，只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才能成为医学大家。
因此，申屠阳教授把“至善逸者”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微信签名。5月9日，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解释道：“至善，是医者的行为规范；逸者，是从‘静如处子，动如逸兔’中引申而来。医者要慎思笃行，有深度有温度，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申屠阳：将肺部小结节进行准确定位并切除，是源于临床的需要。这个方法是基于交叉学科上的一种跨界应用——做放疗时，通过CT和计算机的模拟定位，能够把射线准确地引导至肿瘤部位；同时，有一个很古老的方法叫“美兰定位”，就是在CT引导下把染色剂注射到病灶的局部，这样，肉眼可以看到一个染色区。我们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病人术前做一个放射模拟的定位，在体表做一个标记，术中病人麻醉之后，我们依循术前标记注射美兰。这样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病人避免了在清醒状态下接受穿刺的恐惧和可能的并发症；其二，医生避免接受放射辐射。
这个方法在国际上是一个创新。相关论文在翻译成英文时，我邀请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王志强教授帮我们翻译，他表示：你写的是一项新技术，这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是有困难的，因为你要查证落实此前没有人使用过这样的方法。经过查实，这确实是我们的首创，论文寄出两个月后，就被发表了。成为当时国际上认可的一项来自中国的新技术。
记者：给患者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减少了手术的时间，精准度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申屠阳：最大的优势在于病人不再需要清醒穿刺。有些病人肺内存在多发的结节，就会不可思议地在身上穿几根针，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恐惧可想而知。此外，肺部穿刺有可能引起气胸、血胸等并发症。
记者：2001年，您率先在上海市胸科医院开展了纵隔镜检查术；2004年，又率先在华东地区暨上海市开展了电视纵隔镜检查术，病例数居上海市领先水平，为纵隔肿物的诊断和肺癌的外科分期提供了最佳方法。请问这两项检查术开展的意义是什么？
申屠阳：肺癌的分期治疗是一个基本原则。
自1970年代开始的三十年中，中国肺癌治疗的相关文章在国外发表时都会遭遇窘境——我们有很大的病例数，但是国外对相关论文的接受度却不高。国外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你们的肺癌治疗中，分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病例，你以为是很早期，但是病人手术后，发现它其实已经发生多站的淋巴转移了。因此，国外就认为你的治疗方法有问题。
那么，如何提高肺癌的治疗水准，手术指证就涉及到一个外科分期的问题。
所有影像学对分期诊断的准确率都是不高的，唯有外科分期是最高的。近些年，临床应用超声引导下的穿刺、纵隔镜技术等进行外科分期。
我们现在的纵隔镜，上世纪70年代就被我们自己的医生从国外带进来了，到了2001年我做第一例纵隔镜，中间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人使用。原因在哪里？第一，大家都觉得麻烦。第二，我们并没有切身体会到外科分期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念是落后的。
记者：是什么力量推动了旧观念的改变？
申屠阳：是廖美琳教授，我们医院肿瘤科的首席专家，也是肺癌领域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位老专家。她告诉我，外科要搞纵隔镜手术，不搞，分期的准确率就上不去，所有的研究都会滞后，所以你去做。此后陈文虎主任直接推动此手术的开展。
由于开始时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所以最初几年困难重重。直到2007年，我们做的病例才开始逐年增加，2009年6月，我主编的《纵隔镜技术》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涵盖的面比较系统，有一定的代表性。
纵隔镜技术后来在我们整个医院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也仍然将其作为一个进行分期的金标准在应用。
记者：除了纵隔镜技术，您还有哪些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
申屠阳：在国际上，2020年，我们第一个发现了靶向药物可以抑制肺癌转移的信号通路。我们联合上海药物研究所进行了整整6年的研究，在国际上第一次发表了这一新发现。不过，由于相关内容牵涉到知识产权，所以一直没有把这一研究成果转化成中文在国内发表。它的意义在于，一、二、三代的靶向药物，患者服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出现耐药的问题，在肿瘤本身的治疗上不再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它能抑制肿瘤的转移，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记者：这个发现非常有意义！您开展的很多创见性的工作让您独树一帜，在患者眼中，“明显感觉您不同于其他专家”。您的一位蔡姓患者表示，他在2014年体检时发现右肺中叶0.6公分磨玻璃结节，奔走了不少医院，也找过很多专家，结论都是随访。后来他找到您，您看完CT后明确告诉他问题的严重程度，消除了他犹豫不决的矛盾心态。术后证实结节已病变为恶性肿瘤。
申屠阳：患者最大的困惑可能就在于，不同的医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此他会无所适从。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不同医生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可能是缘于学科之间的壁垒。内科外科都有自己的惯性思维，内科医生不具有手术的知识和能力，所以他可能更多地会去关注病灶的动态变化，但是，若一个病灶达到了一定的大小后，可能就已经失去了最合适的治疗机会。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外科医生有天然的优势。我们平常除了了解病人的影像资料外，还会接触到病人的病灶，这样就会对每一个病例进行反思：病灶在CT片上呈现的是什么状态，实际切出来后又是什么样，脑海里会有一个对比。这是一个自然纠错的过程，我们会去自觉纠正自己过去可能看得不准确的地方。
此外，医生要有担当，要告诉患者确切的信息，而不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比如病人从哈尔滨到上海找我看病，如果我告诉他再等等看，什么倾向性的诊断都没有传达出来的话，那他这一趟应该算是白跑了，没有得到来自医生的更好的服务。
此外，作为中国最早的胸科医院，也是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所在地，我们有责任给予患者最好的专业服务，这是一种责任感和荣誉心。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也不要那么僵化地去看待一个结节，一定要让病人多久进行复查。一个病灶的生长速度，和它的大小，它所在的部位，病人的身体状况等都是有关联的，有些病灶是可以更早地去处理的。
记者：2016年，您的老师石应康离世后，您写过一篇纪念文字《千古一叹——纪念石应康老师》，文章真切感人。您在文中说道：“1990年，我赴华西读书，在胸外科第一次见到石老师，他刚从美国研修归来，科室相处，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在监护室查房的认真和率真”。您认为认真和率真是作为外科医生最重要的两个品质吗？
申屠阳：我研究生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华西医院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一家医院，因为每一年的中国医院排名中，你会注意到，华西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会排在前三。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华西的学风很扎实，校风很淳朴。
另外，当时师生之间同心同德，跟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太一样。1998年，我当时离开华西已经5年了，在上海和石英康教授擦肩而过的时候，都一下子认出了彼此，不约而同地回头喊出了对方的名字，可见师生情深。
我之所以在文章中写这句话，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心脏外科，他从国外回来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在监护室值班，去看望一位病人的时候路过他的办公室，我就进去看他，当时他正在跟病人说话，看到我后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他用中文和英文说，“你现在是在岗的，you are on duty”。他的意思是，你应该坚守在岗位上，你是有责任的，你不能离开你的岗位。
记者：老师传递给您的是两个“真”字——“认真”和“率真”。您也培养了很多学生，您想传递给学生哪些理念？
申屠阳：首先，我觉得一个人要搞清楚个体和平台的关系，你所在的平台永远都重于个人；其次，就是尊老爱幼。老一代要关心年轻一代，年轻一代也要尊重老一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团结的良好氛围。否则，如果个人的品德出现问题，科室出现内讧，就会阻碍个体和整体的发展。
第三，任何一个团队，长者一定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传。我们的周允中主任，我师从他很多年，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每次去看望病人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永远都是先伸出手来去握病人的手，这不仅仅是问候，而是通过握手来感受一下病人的湿热度，如果病人存在血容量不足的情况，手一搭就能知道。
第四，我想传递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医护人员可以不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必须要有最低标准。
高标准，如白求恩式的医生，我们大多数人达不到，现在也不是当年的环境。但是你必须要有最低标准——对待病人，护士要有善心，医生要有同情心。
记者：请您谈一下，如何提升国内的肿瘤临床研究水平？
申屠阳：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讨论。比较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目前整体的肿瘤研究在国际上还是不占有主导性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陈国强院士说过的一段话比较中肯，的确是肺腑之言，他说：中国的医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的药物和器械设备的应用。
的确如此，我们的肿瘤研究都在竞相使用新的进口药物，就像做化学实验一样，各种的方案，实际上是在使用西方的药物进行各种配伍，我们自己原研的药物很少。
此外，从我们外科角度讲，无论你是腔镜也好，机器人也好，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用西方的设备开展不同的术式，治疗的模式并没有改变。
近些年，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各个单位趋之若鹜地去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去发表高分的SCI文章，却极少对现状有革命性的推动和改变。
我想我们的定位可能发生了偏差，忽视了自己的临床研究，却做了大量的我们并不擅长的基础研究。临床医学的研究重点，我认为应该放在临床需要的方面，病人的需要方面。
所以，我去做纵隔镜，是为了病人分期的精准；我做小结节的定位，是为了让病人减少穿刺的痛苦。所以说，从临床的需要出发，依然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果。为什么一定要把临床大量的精力、金钱用在去发表那些含金量并不高，甚至是编撰的后来又被撤稿的文章上呢？因此，我认为提升临床应用性研究的地位非常重要。
有人觉得做临床研究很初级很低级，其实病人的需要就是最高级的需要。我们如果因此而改变了一种治疗模式，改变了一个治疗指南，就是对全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一大堆文章无法比拟的。
记者：的确，病人的需要就是最高级的需要。
申屠阳：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挺有趣。2021年美国胸外科年会上，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浅村尚生教授在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发言，这个发言全世界已等了整整10年。10年前，他就开始研究那些早期的、非完全实性的、两公分以内的病灶，是可以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他做了10年的研究，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临床研究，终于得出结论：可以做肺段切除，不要做肺叶切除。
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哪里？1990年代，美国的金斯伯格做相关研究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做肺叶切除。因此，在全世界的肺癌治疗当中，这就作为了一个经典应用了整整30年，多少病人因此做了肺叶切除。今年这个研究结果出来后，从此改变了整个治疗模式，今后对于这种非全实体性的病灶，只要它小于等于两公分，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做一个肺段切除，病人的肺就可以因此而保留下来很大一部分。
临床研究的重要性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就可以深入体会。在中国，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做临床的应用性研究。这一点我体会最深，深以为然。
申屠阳：从技术层面来讲，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日本当时整个肺癌的状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去的这个医学中心的胸外科，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每年要做2000例肺癌手术；但是到了2000年我去的时候，他们每年只做200例，下降了10倍之巨。
你会很难理解，你会想，这个科室怎么在30年中病人减少了10倍，病人流失了吗？其实，我们医务人员的职责，就是要把发病率降下来。日本的病人之所以大幅减少，一是由于日本对环境的保护，二是对于早期病例的筛查。
日本对早期病例的认识，在那个时候跟我们有质的区别。我第一次知道一些微小的病灶也是肺癌，初次接触了“毛玻璃病变”型的早期肺癌。我们当时的概念中，肺癌病人的肿瘤都长得很大，晚期的病人很多。
这一点就直接导致他们早期病例的大量增加，治愈率的显著增加，同时，晚期病例明显下降。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量的病人都是早期病人，晚期病人很少。
今天的我们，跟日本50年前的昨天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国家整个的病例数还没有明显地降下来。根据我的保守估计，我们的差距大致在30年。
目前，中国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能够及时进行早癌筛查，但更多的偏远地区，早癌筛查是缺失的。普及早癌筛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专家简介
申屠阳
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外科
◆上海市胸科医院暨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肺部肿瘤外科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联盟上海市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委员
◆《中国肺癌临床诊治指引》专家组成员
◆兼任《中国肺癌杂志》、《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Chinese Cancer Research》编委、《肿瘤》杂志特约审稿专家
ECS计划：由北京抗癌协会早癌筛查专业委员会倾力打造、汇聚豪华专家阵容及各类顶尖资源的早癌筛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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