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孙甘露——
抚琴动操，山水皆响
李舫
那一年腊月十五的上海，离春节还有十来天，一场秘密集会正要开始。10点左右，卫达夫、易君年、凌汶、秦传安、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前后走进会场，进入菜场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夹层，他们身份不同，角色不同，大都素不相识，相同的只有一点——他们都是隐蔽战线的中共党员。会场中间放了一张长桌，进来的每个人都要从口袋里摸出骨牌放到桌上——这是事前约定的暗号。该来的人已经到齐，但会议召集人老方却没有到场。就在此时，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游天啸，带领侦缉队包抄了会场。一个不知名的人不惜从楼上跳下，拼死为这个秘密会议报警。易君年指挥大家四散逃离，然而，为时已晚，没有跑散的人悉数被捕。 ——这是孙甘露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开篇。时间退回到89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是1933年的中国，四处弥漫白色恐怖，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日本侵略军攻陷山海关并向热河发起进攻；苏区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将察北、冀北让给日本侵略者。在塘沽日本陆军运输派出所举行的中日停战谈判桌上，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拿出事先印好的协定草案，要求中方在一个半小时内答复，一字不许更改，中方代表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塘沽协定》生效。这一年，中共中央致信满洲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指示发动东北人民武装抗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提出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加紧抗日。也是这一年，为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这是那个年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也是这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孙甘露的小说，便来源于这一时期的真实故事。1933年，中央特派员老开来到上海，要组成一个小组执行中央的特别任务。十几个人被召集到图书馆一间隐秘的房间里来开会，他们相互之间多半不认识。然而，就在这十几个人里竟有两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安插的内奸，如果不是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以生命阻止了会议的召开，中央的特别任务就轻而易举地被敌人掌握了，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些来参加会议的地下党成员全部被关进了监狱。可是，他们很快被放了出来，狡猾的敌人想把他们作为“诱饵”。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陈千里受命前赴上海，协助完成党的特别任务。在陈千里的带领下，一群怀抱信仰的热血青年行动起来，试图粉碎敌人的阴谋，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 小说的人物让人眼花缭乱。方云平、陈千里、叶启年、浩瀚、卫达夫、游天啸、易君年、凌汶、秦传安、陈千元、穆川、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李汉、梁士超……他们似敌似友或亦敌亦友或非敌非友，他们是兄弟或战友或对手，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孤寂的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愿意看到什么，或许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小说的叙事让人欲罢不能。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险战，一个危险的绝密计划，一部沉浸式烧脑小说，引出一群在焦灼乱世中藏起过往、躬身入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怀抱信仰，以激情与勇毅投身伟大事业，从此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不归之路。在孙甘露笔下期待光明的隐蔽战线，也是人性的战场，它塑造英雄，也呈现脆弱。善与恶，罪与罚，贪婪与恐惧，爱与信仰，在小说中得以叠加和蔓延——这是一种对信念的考验。 小说中的场景让人流连忘返。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广州、南京的市井街巷，有着一批地下党员的身影。孙甘露像拿着一张地图，或像拎着一盏夜灯，带领读者走进现场，不动声色地复刻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写出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这部印满了岁月刻痕的风物志，重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日常生活，建筑、街道、饮食、风物和文化娱乐，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道菜抑或一部交响曲——这是一种历史的再现。 风雨满山川，莫道行路难。信念如灯，照亮了革命者的沉沉暗夜、漫漫长路，也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征程。 孙甘露调动了多年的文学积累和创作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塑形、语言速度等文学手段上进行了探索，创新了主题小说的叙事范式，整部小说节奏快，情节密度高，语言动感强，在危机迭爆的惊心动魄中飞速推进，形成了一种激情美学叙事的动态结构。同时，孙甘露赋予小说人物以合理真实的人性逻辑，洞察焦灼乱世下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极端环境下的忠诚与背叛以及爱与别离，动人的情感叙事让小说在澎湃的动态中蕴含着平静之气，展现了孙甘露对当代小说叙事走向的思索和试验，整部小说在动态氛围和静态气息之间取得了动静相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