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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基督教中的主要教职人员，一直给人以庄严神圣、儒雅随和的感觉，当然作为玩家更多想到的恐怕还是RPG游戏中那些奔走于战场的“奶妈”们，其实这类战士型牧师并非玩家的臆想，现实的欧美军队中“随军牧师”制度可谓历史悠久，他们会一边用《圣经》给队友加buff，一边用手中的AK47给敌人也送去“上帝的福音”。
耶和华是战士
其实自基督教诞生之日起，牧师们的身影就已经常出没于军队当中，一边为士兵们提供宗教服务，一边随军游历传教，其中一些颇有学识的甚至可以担任智囊，出谋划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牧师还不算军队的标准编制，属于可有可无的存在。
真正意义上的“随军牧师”概念最早于公元八世纪在德国确立，但作为“上帝的仆人”，哪怕是随军牧师也不允许携带武器直接参与战斗，甚至连“手执武器或身着盔甲四处活动”都会受到教会限制。
相传图尔斯·马丁是随军牧师的创始人
将随军牧师们从这些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要等到十六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大开发时期。随着英、法等国的开拓者，随军牧师被带至美洲，并跟着当地居民一起被大量招募至军队，参与了与印第安土著的战争当中。
战争中不少随军牧师都是在当地被招募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殖民地百姓来说，牧师一般属于强有力的权威人士，即便是很小的一次军事行动，也很难在没有随军牧师咨询和鼓舞的情况下擅自进行。
在《新英格兰的早期历史》一书中就曾记载，一支远征军在路线选择上遇到分歧，最终由一位牧师遵循“上帝的旨意”做出决断，选择了正确的进攻线路，大胜印第安土著。
着装方面，由于身处美洲殖民地的随军牧师并不受到欧洲教会的过度约束，所以当时不少随军牧师会自由发挥，比如穿戴一身中世纪的铠甲，手持灯笼和圣枪（笨重，在当时几乎没有实战作用）；亦或是身着一袭黑袍，手拿着圣经随军出征。
很显然这种扎眼的装束导致他们与身边的士兵们格格不入，经常被印第安人当做首要击杀目标，伤亡尤重。此后有些随军牧师怂了，选择和士兵们统一装束，当然这肯定会引来一些同行的批评。
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乔治·华盛顿很重视随军牧师激发士气的作用，在1775年的大陆会议上将随军牧师正式设立为美军的一种军职。自此以后，美军的随军牧师便拥有了更多的规范和制度，而他们的职能也有所变化。
华盛顿自己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首先，他们是作为一名士兵而存在，需要担任起一定的“输出”职责，端起手中的燧发枪与英国“龙虾兵”战斗。
“他抓起一支火枪，成了一伙人的头儿，并率领他们向前进攻”这是独立战争时期，关于随军牧师菲利普·培松医生的一段记载；而随军牧师约翰·罗斯布鲁赫于1777年1月2日的第二次特伦顿会战期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独立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随军牧师。
其次，随军牧师们当然还得负责提供“群体Buff”，即宣传教义、为士兵们做心理辅导、接受祷告以及对重伤者进行临终关怀、为死者的安葬等。
除了这些应尽的职责外，相对博学的随军牧师还是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帮助其他士兵写信，甚至教授给他们一些文化知识。
独立战争期间美国财政相当困难，基础教育一度衰落
由于随军牧师在军中能起到诸多作用，责任重大，所以他们在军中亦颇有地位，享受着和指挥官、军队法官相同的高薪待遇（当时为20美金）。甚至在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的立宪会议上，三十九名签字人之一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就是一名随军牧师，此人后来还创立了著名的乔治亚大学。
圣光赐予胜利
到了1861年的南北战争时期，南北两军都很重视发展随军牧师，仅北军（联邦军）中便有三千多名随军牧师。
随军牧师的大量增加，导致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的服装问题被进一步放大，甚至有些随军牧师穿着上尉的衣服出现，为军队造成了一些混乱。直到1861年颁布的102号将军令中明文规定：“随军牧师的制服为普通黑色袍状外套，竖领，单列铜扣九粒，普通黑色裤子，黑色毡帽，无结饰”，随军牧师们的着装才有了一个规范化的标准。
南北战争中的北军制服
当随军牧师在着装上拥有明显辨识度后，交战双方便衍生出了“不杀牧师”的战场法则，因此北军的三千名随军牧师中仅有六十六人阵亡，远比普通士兵约六分之一的伤亡比例要小得多。
不过极低的伤亡的背后，其实也和随军牧师的职能变动有关。当时的随军牧师被统分为三类：团级牧师、军营牧师以及医院随军牧师。但无论是哪种随军牧师，其“参与战斗”职责均被日益淡化，职能更多凸显在军队的精神、教育以及后勤方面。
团级牧师是随军牧师之中的管理人员，他们首先得是基督教的牧师，再由战地军官和连级军官投票选出，最后通过团长来进行任命。
军营牧师则主要为基层士兵们服务，数量庞大，信仰宗教种类繁多。除了一般的白人天主教牧师外，南北战争期间还首次出现了黑人随军牧师、罗马天主教随军牧师、印第安人随军牧师以及犹太教随军拉比。
这些军营牧师们最重要的职责，是在帐篷中、户外以及篝火旁举行礼拜仪式。因为军队需要他们来满足士兵们的信仰需求，也需要通过这种仪式来告诫士兵们的“邪恶”行为（如赌博、酗酒等）。
此外，这些军营牧师的职责还包括主持婚礼、洗礼；提供法律咨询和担任法律顾问；开办业余学校，教文盲士兵读书认字等。当军队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干一些信件收发，起草阵亡将士通知书，开救护车，以及在战争后期担任新兵教官、撰写每月的道德思想报告等杂活。
至于身居后方的医院随军牧师们，他们自然主要和伤病员以及死者打交道。一方面要为轻伤员祷告，一方面还要为重伤不治的士兵做临终关怀，最后还得主持死者的葬礼，让他们能与上帝顺利见面。
南北战争时期的后方医院
可以说，在长达四年美国南北战争中，交战双方的随军牧师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出不少战斗英雄：比如威廉·霍格牧师，就曾从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出发，突破联邦军的封锁后将《圣经》送到被包围的一群南方士兵手中；威廉·科比牧师在枪林弹雨中为死去的士兵主持了最后的仪式，他的塑像如今仍矗立在公墓山山脊；查尔斯·麦卡贝牧师在撤退过程中坚持和伤员留在一起，被俘后仍在监狱中鼓舞着狱友；罗伯特·布朗牧师，经常走到最前线鼓舞士兵们挺住并战斗……
地狱中的信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立起了第一所随军牧师学校，系统性的培训随军牧师，包括军事技能、国际法和急救方法，一般培训五周就可以上战场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的美军早已不再根据宗教划分编制，随军牧师们不论信仰如何，任务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照顾任何需要安慰的人。所以在一个营房里，一名随军牧师先是对着一个伊斯兰教士兵祷告，然后又将十字架放在一名天主教士兵唇边，最后用希伯来语开导一名犹太教士兵的场景是非常正常的。
趋于完善的随军牧师制度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时，许多随军牧师都亲眼目睹了这场猛攻的开始，特伦斯·P·费南冈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他正在前去做弥撒的路上，眼看着大量日军飞机朝着美军舰队扑来，他不顾危险驱车赶往高炮阵地报信，使得阵地上的大部分非战斗人员得以疏散。随后他又前往医院照顾袭击中的伤者，挽救了不少处于濒危状态的人。
珍珠港遇袭，次日美国向日本宣战
美国正式参战后，随军牧师英勇的身影更是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展现在战斗中。根据有关记载，在1943年2月3日的北大西洋，一艘德国U型潜艇攻击了载有904名士兵的美国多切斯特号运兵船。
在这种危急时刻，船上的四名随军牧师中尉的将宝贵的救生衣让给了其他人，并为他人祈祷以及准备救生筏。最后，这四名牧师手握着手互相祈祷，随着多切斯特号一起沉入了海中。
他们的这一行为在获得公众敬仰，体现了牧师精神的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美国民众的参战热情，为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巨大的贡献。
据统计，美国参与二战的1250万人中包含8896名随军牧师，他们的官职通常能达到上校级别（和一战的上尉相比，相当于连升三级）。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也有着和前苏联军队中政委所类似的替补指挥职能。
“跟牧师说说去”成为了美军士兵中的常见对话
虽说在军中的地位和待遇提升了，但在火力密度极强的二战战场上担任随军牧师却并不是什么美差。和后方人员相比，长期身处一线的他们经常会暴露在德军、日军的枪口之下，稍不留神便会丢掉性命。
至于他们自己手里拿的，除了圣经和十字架外通常只有一把聊胜于无的M1911手枪，且对外宣称无武装的他们仅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美剧《兄弟连》中的随军牧师，无惧德军MG42的扫射为死者祷告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些随军牧师们饱经了战争的考验，一战中他们共获得了76枚奖章，共有23随军牧师牺牲在战场上。二战中它们共获得各项奖章2453枚，共有77人为国捐躯。
二战结束后，美国军方为这些随军牧师们开办了多项技能培训课程，例如：医护牧师教育课程，如何处理士兵苦恼情绪，解决个人婚姻和家庭问题，协调人际关系，劝解吸毒、酗酒人员等课程。
在后来的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持续至今叙利亚战争中，只要是有美军的地方就有随军牧师的身影出现。这一伴随着美军南征北战二百余年，带有浓烈宗教意味的职位俨然已经成为美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美国随军牧师为AH-1Z“蝰蛇”直升机“开光”
现如今，想成为一名随军牧师必须得是神学专业硕士毕业，再进行三到四年的培训才行。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宝贵的随军牧师不再需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跟着部队冲锋陷阵了，但他们仍是军营里不可多得的精神支柱。
而且对于极力推行联盟政策的美国来说，随军牧师在统一思想，维持行动正义性，帮助士兵熟悉战区宗教环境，充当文化顾问协调驻扎部队与当地民众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美国宾夕法尼亚洲老兵事务管理局的执行官就曾表示：“战场上不能没有牧师，牧师给暴力的战场带来了一丝怜悯；给那个没有和平与安宁的地方带去了一丝和平与安宁；他们给世人提供了一个更高、更宽的视角来看待那个充满恐惧和耻辱的地方。”
总结
除了美过的随军牧师外，其实很多国家也有相似的制度，比如俄罗斯的东正教随军神父，阿拉伯的随军阿訇，以色列的随军拉比等。相信这种存续至今的随军神职人员制度，还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在各国军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