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张长90多厘米，高不足30厘米的黄纸上，有几千个细小的汉字、多张表格和图画。这些内容被分成三栏，每栏又被划分成不同区域。
这是一件日历，即日常生活的指导手册，不仅包含年历、婚嫁、洗头、农作等重要事件的吉日和凶日，还有驱邪的方法、符咒、风水指导，以及一些农作大事、天文数据、占卜预言等。
中国在8世纪时发明了印刷术。到877年，即这件物品的制作年代，这项技术发展得更为成熟。
当雕版印刷术被发明的时候，两个群体迅速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能。
佛经说，复印佛像或佛经是一件大功德。私人印刷者则主要对经济利益感兴趣，而不是宗教功德。
在当时的中国，最受欢迎的书是历日（直到现在也是）。
那么这件历日是如何被制造的？作为流行一时的物品（使用时限为一年），它又是如何被保存到第二年，甚至被保存至今呢？从一件被多次翻阅的物品转变为一件图书馆珍品，这件日历又经历了什么？
01
“禁书”畅销
尽管历日很受欢迎，但制作日历存在政治风险。
历日中的文字是有权威性的。不同于统治者或官员的权势，它代表的是自然秩序的权威。
占星术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中国能看懂星象、会预测日食、月食和彗星等异常现象的占卜者和天文学家，都处于朝廷的专门控制之下。
有固定季节的阳历对农民而言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给出了春种、收割等时节的日期。但中国将阳历和阴历混合起来，主要是将它们用作官方的调节工具，而不是为了农业生活。
日历是皇权的象征，一部精准的历法展示了统治者完美的道德，并说明统治者与宏观世界或整个宇宙的大事相和。因此制作一部未经政府批准的新日历是一项革命性的行为。
另一种流行文本是谶纬书。谶纬书是对经典的一种深奥解读，解释据称是经典原文中一些隐秘预言，涉及对数字的含义、吉凶的征兆、天地间的关系，以及对星云形态、历史事件和王朝衰败的解释。
东汉末年，黄巾军声称有权反抗，说帝国境内的饥荒与洪水都是皇帝失天命的表现。他们的起义最终导致汉帝国的衰败。此后不久，267年官方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那些被视为异端的文本。任何被发现藏有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任何研究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死刑。
皇帝试图控制私人日历的生产和传播，但实际上这些文本大量存在。
853年，唐朝统治者颁布法令，禁止地方政府私自印刷和持有历日。从此到1900年，都没有私印日历的事件被发现。
1900年，敦煌，这座远在唐朝都城千里之外、中国西北部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的藏经洞中，人们在发现了数万卷文献，其中大多数是佛经、寺庙藏书、已故僧人的私藏和废弃的宗教文书。但除此之外，其中还有一些关于世俗生活的残卷，包括一些抄本和这件版印历日。
然而，在敦煌发现的这件日历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在当地印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块历日残片，其中一片中写有一列大字“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自726年始，“上都”都用于指代长安。东市毗邻长安城衙署和富人居住区，从丝绸之路来的商人则集中在西市。
可以说，这件历日是在禁止这类文本生产的官员的眼皮底下印刷并售卖的，甚至还会被卖给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奴仆。
而对于唐朝边疆的敦煌人，他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
自8世纪开始，唐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断断续续，并且比较微弱。此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撤回驻边的军队，由此吐蕃于786年占领了该区域。因此不能说这些购买和使用历日的人，及其制作者把历日看作颠覆政权的工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历日知识用来辅助日常生活的，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无法从官方或正式宗教权力机构处得到的答案。
02
造纸术、日历后的神秘人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汉人发明了纸这种材料，9世纪时造纸术得到完善。此时造纸的技术已经沿着贸易路线西传至塔里木，并最远到达阿拉伯世界。在四川、敦煌和其他地区可能存在数量众多的造纸中心。
此时的纸用模子抄造的方法制作。
纤维被捶捣至变软，然后和水混合成纸浆。造纸工人将抄纸帘斜向下放入纸浆中，捞起后摇动抄纸帘使纸浆均匀分布在帘上，待多余的液体流走，当剩下的纸张变干后，纸就被揭起制成了。
干纸的一面经常拍打，然后经砑光形成光滑的表面，即纸张的正面，以便于书写。
为了印刷，抄写员首先会在一张非常薄的纸上写上文稿。然后将被打湿的文稿朝下放置在一块与纸张相同大小的木板上。随后技艺高超的刻工把渗透上木板上的汉字以外的部分的挖掉，使汉字以反字和浮雕的形式呈现，木板则为雕版。
尽管该技术看起来效率很低，与活字印刷相比缺乏灵活性，但对汉字这种非字母文字而言，它实际上更高效：刻一块板子所花费的时间比寻找和放置活字所需的时间要少。
回到这件历日，不如它的“同类”那样在被使用了一年后被丢弃的命运不同，它得以被保存下来，就在于它被发现时的存在形式：它不是一件完整的物品，而是两个不完整的部分，被分别占到另外的纸片上。
这两个部分都提到一个叫“翟”的人：一份文本的一行字写着“四月甘六日都头手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写为”，另一份文本中则有有“翟都头赠送东行”字样。
几乎可以确定，这位翟氏就是10世纪早期负责制作历日的官员翟奉达（约883——966）。在敦煌发现了几件由他制作的日历，但都是写本。他可能使用一些经他书写的草稿残片来延长一本已被翻阅了很多遍的历日的生命。
这份历日是他在出生前6年制作的，他得到它之后让它脱离了被摆放在书架上的命运，并将它作为参考书保管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翟奉达奉命制作历日，或许他的老师首先注意到这件历日，把他当作参考书收藏，并在之后将该历日传给了这位得意门生。
翟的其中一份日历写本很可能是在956年被送给当时的敦煌统治者、印本资助者曹元忠（944—974在位），此时敦煌的印刷术与中原相比落后大一截。或许翟奉达希望通过被他保存的历日的范本，来说服曹氏委托他人用到历日的印刷上。但与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一样，曹氏很可能希望限制人们接触历日，因为并不想鼓励它们的印刷和传播。
03
西渡的旅程
1900年6月，王圆簏（1849—1931）偶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1907年，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敦煌，这是他四次中亚探险的第二次。斯坦因从王圆簏得到了藏经洞中数捆文件并将它们打包成12箱。
斯坦因离开敦煌一个月中，当地民众发动了抗税起义，斯坦因趁乱让助手回到藏经洞，在那里又获得了230捆文件，并将它们与其他文件一起放在安西。11月，斯坦因将文件运到喀什，交给英国领事马继业保管。
1908年6月9日，斯坦因在于阗重新见到这些箱子，所有文件被重新打包准备运送。直到1909年1月20日从孟买乘船到达伦敦，他才再次与这些箱子重逢。
斯坦因在孟买时得知这些箱子已经在几天前安全抵达大英博物馆。
这件历日在峭壁上的洞穴中存放了900年，却在10之内去到了丝绸之路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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