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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南越武帝”赵佗活了一百多岁。作为一个王者，活了一百多岁，对于历史来说，确实很重要，从秦皇活到汉武，活成了一部历史的宝典。他可以说是汉家天下里最重要的人物，可他并未享受到这样的历史荣耀，在以中原为正统的王朝史观里，他像南越国一样被历史边缘化，其实，他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贡献甚巨，因为他在汉武通西域之前，率先从海路通了西域。
海路通西域，重在贸易，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历史却偏爱战争，所以，在通西域的世界历史中，忽略了那位以和平通西域的南越武帝，却突出了好战的汉武帝。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回过头来灭了南越国，那时赵佗已死。
汉初陆通与海通
赵佗的发展战略，依然是句践以来的传统，以港口立国，建都番禺，即今之广州，采取沿海与海外并行路线。
从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中，我们看到了南越国在海外活动的一些痕迹，位于地中海沿岸属于罗马帝国的庞贝古城，竟然会与中国南海边上南越国古都番禺有联系，从地中海到南海早就有了相通的一脉。
汉朝陆路通西域，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张骞通西域，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二阶段，是班超通西域，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也是为了夹击往来于欧亚大陆的匈奴，结果是，张骞使命虽达，却无功而返，甘英怯海，临渡而归，致使欧亚两端之帝国，明知对方存在，却无由往来，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
而海路则有所不同，汉时南越国的外越，已与罗马帝国有过接触。罗马帝国中叶弗罗鲁斯在其《罗马史纲》一书序言中，提到“赛里斯遣使罗马”，赛里斯，即指当时中国，他对“赛里斯”区域的定位是“太阳直垂之下”，这就告诉我们，那些来到罗马的赛里斯人，应该来自靠近赤道热带地区的人，从海上来。
那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奥古斯都，他有可能接见了那些赛里斯人，其中，还提到了赛里斯人的贡品，贡品有珍珠、宝石、大象，却没有丝绸，这似乎与赛里斯人的身份不符，没有令罗马人趋之如骛的丝绸，算什么赛里斯？那些赛里斯人，肯定不是南越国派出的使者，因为奥古斯都时期，南越国已经不在了，也肯定不是汉朝派来的，若是，《汉书》里就会有记载，史官没有记载，那就与朝廷无关。如此说来，那么跟谁有关？
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老普林尼认为，赛里斯人是在森林里产羊毛，他在《自然史》中写道，有一种产羊毛的树，羊毛生在树叶上，取出，浸之于水，梳之成白色绒毛，然后，再纺线和织布……这样的羊毛树，其实就是棉花。罗马人认为，丝绸，是用棉花抽的丝织造出来的，而印度，则是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七千年前就开始了棉花种植，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棉纺织品行销于地中海沿岸，“羊毛树”便是当时游牧文化对棉花的一种解读。
罗马人对于丝绸的认识，就是从对棉花的认识中延伸出来的——将棉花抽丝，然后织造，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一种叫做“蚕”的小虫子，会吐丝，吐丝作茧，由茧抽丝，丝织成绸。据说，印度人也曾有过野蚕丝，但人造丝，是从中国传入的。
黄赞雄《我国古代丝绸技术的外传》一文指出，据印度古书《治国安邦》的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已有中国丝绸传到印度，当时的印度学者梯利亚所著《实例论》中，也提到支那国的丝织品，那些丝织品，由中国蜀地商队从南方内陆丝路带来。
海上丝路的国家行为，从南越国就开始了，民间行为似乎更远，但因民间行为，缺乏史官文化的记载，文献依据不足，有待于考古学的发现，先秦诸子中，虽可见只言片语的传说，但也只能是作为起个话头的头绪而已，不能作为海上丝路的凭证和依据。
汉初，南越国因秦亡而复活，虽不能像当年句践那样北上争霸，但划南岭而治，濒海而居，到可以自成一王土。又因秦灭诸越，驱使越人只好下海，从沿海走向海外，由内越转为外越，掀起一波波南海移民浪潮。
楚汉相争时，诸越趁机兴起了复国运动，重立东瓯国、闽越国、东越国、南越国,重启以“珠贝、舟楫、纹身”为特征的海洋人文，区别于汉家农耕族群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陆地人文，当年陆贾受命出使南越国时，还提醒赵佗别丢了华夏身份。
诸越国，以南越国为最强大，那时南越国都城番禺已经取代琅琊，成为新越势力的地标，开启百越复兴的第二个历史周期，其发展战略，不再是北上争霸，而是南下开发。
秦、汉边患，北有匈奴，南有百越，匈奴是个草原帝国，南越则搞海洋开发，搞出个海洋帝国，不光开发海南，号令北部湾，还能号召散居东南亚的外越。
百越之人，受秦、汉压迫，从江南退到岭南，战国时期，在江南之地，兴起了那个著名的越国，秦、汉之际，退到岭南的越人，起而复兴，复兴了个南越国。
江南越国的发展，是沿海北上，以琅琊为龙头，往东北亚去，而岭南越国的发展，则未北上中原争夺天下，而是守住岭南关山，从番禺往东南亚发展。
于是，南越国的长臂，从南海一角的番禺伸向马来半岛那里。
其时，南越海船南海航行，行至马来半岛南端为止，由此西出马六甲海峡，则另以他国船只续航，由于航行定位还要靠岛屿和陆地标记，所以，海船只能沿海岸航行，从南往北，由东向西，有时海陆并进，拐了一个大弯，才来到印度半岛集市。
中国丝绸与钢铁
来这里赶集的，除了从东方来的越商，还有来自西方的秦贾。
据《岛夷志略》指出“罗马船于公元前一、二世纪间，已自其红海根据地航至印度贸易”，同时“中国船将其航线向南展至南中国海之南，当在公元以前”。可见，至少在汉初，中国船就已进入东南亚海域，到了马来半岛一带，但“西出马六甲海峡以入印度洋，则为时较后”，当然，这是指国家行为，是针对那次武帝遣使出海至印度而返来说的，那是王朝中国第一次出海，但不是中国首次。
南越国有没有搞过国家行为的大航海？古史未有记载，但南越王墓里出土的那只船纹铜提筒，却向我们展示了南越国的海权抱负，还有南越王的帝国梦想。船纹显示，那是一艘羽人船，船上五位羽人，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穿羽毛裙。古之所谓羽人，多为神人，而纹于提筒上者，则为南越先民，或坐于一物之上，似在奏乐，或一手持匕，一手抓俘虏之发，欲割其首级，或正操作某种行船工具。
有人认为，如图所示，乃海战凯旋之场景；也有人认为，是在祭祀海神；还有人说是越人海战得胜，载歌载舞，祭祀神灵……围绕提筒一圈，一连有四艘船，船上共有20位羽人，皆非凡人，或为英雄，或为祭士，或为巫师，显示了帝国海权意志。看船头，下方挂一物体，像似船锚，还有船体，水密舱结构，是用木板分隔的船舱，形成一个个独立分区，以增加船体构造的横向刚度，增强甲板承压的重量，避免船舱一进水就整船倾覆；船尾纹，则有羽人摇橹。《越绝书》记载了古越人造船，船体如鸟，头窄尾宽，桨、橹从后部发力，推动船行，以水鸟浮游和滑行姿态，作为船体仿生学对象，因基于古越人对鸟的信仰，而被称作“了鸟舟”，那提筒上的船纹形状，就向我们展示了“了鸟舟”的式样。“了鸟舟”出自《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条”，描述泉州的船，“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送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舟。”以之来对照那提筒船纹，真是惟妙惟肖。
在这里，东西方相会，不是两个帝国的国家行为，而是两种文化的民间行为，中国丝绸与罗马细布握手了，中国钢铁同罗马玻璃拥抱了。如果说中国丝是罗马女人不争的至爱，那么中国铁则是罗马男人欲求的法宝，丝是奢侈品，钢铁是战略物质。
老普林尼在书中，对罗马女人追求中国丝绸表示不满，认为不仅浪费了金钱，还败坏了道德，但他对于中国铁却称赞不已，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按照当时情况，罗马在内陆交通上受阻于敌国帕提亚，帕提亚，就是汉人所说的安息，它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以其地利之便，隔断了罗马与中国直接往来。
虽然中国已知有罗马，称之为大秦，并且想与之联手夹击匈奴，罗马也知有中国，并因丝绸的缘故，称中国为赛里斯，也有联合中国共同对付帕提亚的企图，所以，帕提亚慎之又慎，想方设法，使两国“到老死不相往来”，就此而言，帕提亚成功了。对于丝绸，帕提亚人加价十倍以后转售于罗马，对于中国铁则绝不放过，属于禁运物质。
中国铁是中国战胜匈奴的法宝，帕提亚也用中国铁来对付罗马，罗马想要获得中国铁，通过陆路肯定是不行的，只能走海路，而中国的海路，在武帝平南越之前，一直被南越国垄断，由南越国代表赛里斯同罗马交往，孙机《从汉代看罗马》说，“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也就是说，即便走海路，按当时东西方的海运能力，中国与罗马很难有直接联系，须经由转口贸易，在中介地，由中间商来完成，那时中间商，莫过于掌握了大半个印度的贵霜帝国，帝国原主人，便是张骞通西域时要找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吃丝绸之路，海陆通吃，把一个颠沛流离差点要灭亡的国家，吃成了希腊化的佛教新帝国，一个黄金帝国。
罗马与中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两端，两端未能直达，皆需中转，陆路中转，需经由希腊化世界的西亚和中亚，海路中转，则转舶于航路中段之印度半岛，罗马商船出红海，西亚诸国出波斯湾，中国商船出北部湾，分别驶入印度洋，进行东西方贸易。
那些做丝绸贸易的中间商，都自称为“赛里斯人”，因此，在老普林尼的笔下，就出现了雅利安人种的“赛里斯人”，可见，那时赛里斯，非指一国，亦非指一族，那些“贸丝”之人，皆曰“赛里斯人”。
赛里斯人，陆上有，海上也有，中国人有，中间商也有，海上赛里斯人，多半跟漂泊海外的外越之人有关。南越国被汉武帝取缔后，越已不再以国家形态出现，而是被汉朝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理，那些不愿作为编户齐民纳入汉家户口的越人，或上山为“山客”，或下海为“海人”，南越国人从沿海到海外，走南洋，下西洋，跑去海外了。
汉武帝下南洋
汉武帝时，由王朝主导的中国海洋时代开始了，王朝中国下南洋，开通海上丝路，就从北部湾起航，《汉书·地理志》提到了这次大航海，汉家船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这“大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
武帝在岛上设了儋耳、珠崖两郡，岛民虽非汉衣冠，但也男耕女织，种稻、植桑、养蚕，本来是个和平宁静的小岛，自从大汉在此设置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所以数年造一次反，海南岛也得了王朝中国病，一病就造反。《地理志》记载了海上丝路的行程，它告诉我们，船行可五月，就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以及马来西亚一带，那里有个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就进入缅甸，但缅甸不是目的地，目的地是黄支国。黄支国在哪里呢？从缅甸境内出发，沿着孟加拉湾海岸西行，船行约二月余，就到了黄支国，原来，它就在印度半岛东海岸上，《地理志》说它“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这就怪了，黄支国民俗怎会与海南岛民相似呢？
导致相似性，有两种可能：一者，出于民间自发行为，岛民虽亦耕织，但因水土所限，未能自给，故以通商、移民，克服短缺，获取资源，此为岛民本能。其二，或为有组织的国家行为，不妨一问，会不会是汉初南越国在海外的政治遗产呢？《地理志》对黄支国的描述，有南越国的影子，“其州广大”，“州”指海岛，黄支国里，有一个大岛，那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这样的情形，颇似南越国“遥领”的海南岛。黄支国对于国民，采取户口式管理，这样的管理方式，看上去，是不是很“中国”？
印度是个没有历史记载的国家，跟印度有关的历史，几乎都要从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记》开始，既然黄支国在印度半岛上出现，那就去《大唐西域记》里检索一番，看看它在玄奘笔下的模样，域外学者藤田丰八和费琅等，先就这样做了。
但我们的问题有所不同，不是问黄支国在哪里，而是问黄支国民俗何以“略与珠厓相类”？这一问，就问向了黄支国人的来历，他们从哪来？汉使节所见的黄支国人，究竟是达罗毗荼原住民，还是来自岭南和海南的南越移民？而这是藤田和费琅等人所忽略的，当然，也包括中国学者，同样忽视了班固笔下的“相类”提示。
让我们回到奥古斯都接见赛里斯人的场景中，再问一问那些赛里斯人，你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他们显然不是来自那个名叫汉朝的中国，因为汉史无载，也不是来自南海边上的那个南越国，因为汉武帝后，那个南越国就不存在了。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就来自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自称“赛里斯”，跟着印度——贵霜帝国使者一起来到罗马。
那时的黄支国，也有可能是贵霜帝国的一个属国，就如同当年的南越国为汉朝之属国，它包含了南越国的政治遗产，同时，也受了印度文化的感染。
王朝中国第一次出海，就把黄支国作为目的地，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最起码，应是海上丝路的地标国，除了能沟通东洋与西洋的地利条件外，还要能传译东西方文化，还必须能同时得到中国、罗马、贵霜三大帝国认可，且与此行的目标有关。
王朝出海，政治挂帅，贸易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朝贡贸易，由原来民间的市场行为转变为王朝国家的政治行为，贸易商们纷纷改变其商人身份，改由国家身份出现，转换其市场地位的交易角色，扮演朝贡国的角色，其目的，乃追求利益最大化。
商人以利润为目标，武帝放舟入海，他要追求什么？当然不是为了王朝所好的那些奇珍异宝，而是另有其政治目标。
目标何在？首先，就要将南越国的航线接管过来，重新打理其曾经放舟所至的海域，对南越国政治遗产的外越部分做盘点，使之再度归汉，至于朝贡中王朝对珍宝的需要，并非一代王朝的刚性需求，而毋宁说是王朝放长线以钓南海的政治诱饵，给外越之人一个怦然的财富心跳，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理由，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华侨，欲将他们所在的沿海各国，都变成中央集权的侨置郡县……但海洋的本质跟土地不一样，土地能被占领，可以变成王朝的一部分，海洋无法占领，拒绝赋予王权属性。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