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及其团队，于2020年11月在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有社保的骑手多为兼职，是原单位交的社保，或系自行缴纳；且外卖骑手大多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
近年来，关于外卖骑手的劳务纠纷问题，我们时常在一次次事故中见到。据国内几家外卖巨头的行业报告显示，我国注册外卖骑手人数已达600万。一个已经发展多年、从业人员如此庞大的行业，却至今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合同真空，从业者社会权益得不到维护，这是不正常、也不健康的行业生态。
报道中有一处细节，记者拿到一份某平台的协议，其中写明“甲乙双方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但是很多时候，无论是在雇佣关系上，还是法律意义上，双方之间都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不能有其实却无其名，更不能因此成为外卖员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人为障碍。
就在前不久，山东高院发布了一份案例统计，自2020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施行后，“外卖骑手的工伤认定”类似案件共9件，其中前八件案件全部认定用工单位与外卖骑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认定工伤；只有最后一件没有认定工伤，被法院撤销。
其中，有法院就明确，外卖骑手与用工单位，存在明显的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和实质，应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些平台把骑手推给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再以各种“免责式”协议规避义务，这其实就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是一种变相推卸责任。
外卖行业发展至今，既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兼职化到全职化的过程。绝大多数外卖骑手，既不是个体户，也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职业化特征十分明显的劳动者。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包公司，都不能无视这一点，试图用僵硬而强势的条款抹杀事实。
基于雇佣关系订立规范的、完善的合同，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企业应担的义务，不以所谓“影响经济效益”为转移。如果一些企业确实因此产生了经济压力，也应该多用市场调节的手段，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之初，就“优先”牺牲掉外卖骑手的正当权益。
而从新兴行业的角度讲，唯有建立完善的配套法制，让每一位外卖员都享受到劳动合同带来的应有保障，才算完成了新兴服务业现代化的闭环。否则，让外卖员游离在劳动合同外，一出事故就成为争议话题，那就还等于在蛮荒的原野狂奔，而不是真正的文明轨道。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外卖员陷入劳务陷阱后，都能够得到舆论关注。说到底，外卖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能靠形成热点话题、造成舆论压力，而是要靠正儿八经的劳动合同，靠明晰的法律来保障。从这一点来说，相应的法制建设，迫在眉睫。
外卖骑手连接着人间烟火，不该在社会保障上“遗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