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一个机会和大家做沟通和交流。2020年是剧变，2021年是开局，这两年不是简单的线性延展的关系。对企业家来讲，当下最关键的问题——不能只看到过去到未来一个线性的、波动的变化，要看到未来面临的是一个结构的、面的变化。未来的赢者一定是可以看到未来，看到结构，看到变化的人。
在不同的场合我一直强调改变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这个思维方式是从线性走向结构性的思维方式，看到结构变化、挑战、机遇，看到刚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开始的变化，这些都是未来。等到它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这是当今做企业、做宏观、做所有事情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我今天很愿意和大家沟通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大家看到增长的速度是一直不断波动的，总体维持在9%左右的平均速度。到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总需求下降，我们的经济下降。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下降到2.3%。但中国是过去一年里面主要大国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很了不起。
从人均GDP看，1978年我国人均GDP176美元，到2020年第一次超过了1万美金，我们过了一万美金这个坎。从经济学和经济学史来说，我们正在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国家。从历史数据来看，人均GDP从3千美金到1万美金，通常走16到18年。到了1万美金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分岔口，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走向高收入，而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在达到人均1万美元GDP整整30年还是1万美金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现在就在这个节点上，决定中国是往上走，还是长期停滞在1万美金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十四五"很重要，决定未来五年中国能不能走过中国经济的大坎，决定未来中国50年的发展。
01
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需求、供给和金融结构变化
我们走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在面临三个最大潮流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长寿时代的到来。这个到来改变了整个需求、供给，而且改变了整个金融。老龄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今天我们65岁以上年龄段占人口的比重，达到12%左右，已经开始进入老年社会，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供给到达巅峰，此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制造业外移都与这个相关。
我们看中国未来总人口结构的变化，以2050年人口结构比较2015年的人口结构，中国总人口会下降3300万，但净增长的人口都在60岁、70岁和80岁年龄段。增加最多的是70岁年龄段，净增加达8500万，60岁年龄段合80岁年龄段净增加7000万人口。60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都是净减少的。这是非常深刻的人口结构变化。
我们再看北京人口结构的变化，到了2050年，70岁到80岁和90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最大，年轻人特别少，那时老年人靠谁养？我们今天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比例是1：3，三个就业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2050年是1：1，这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金融结构。
日本是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从1994年到2016年，我们看到建筑业、制造业、金融、其他产业都在萎缩，扩大的只有医疗卫生、社会工作、专业科技活动等等，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的开支里面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在增长，所有的增长都是不变和下降的。日本房地产从90年代开始一路下跌，这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房地产泡沫危机。但是凡是泡沫一定是波动，是波动就会反弹，日本的房地产为什么只有下跌没有反弹呢？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个问题，泡沫危机的表面其实是触发后面更深层的老龄化问题。老年人不需要那么多房子，所以日本的房地产一蹶不振，再也起不来了。
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一个大事。这个是改变中国经济最深刻的事情，改变了供应链、成本、需求、供给、金融等，而且人口老龄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一旦这个趋势出现就改不了。在这个趋势面前，谁看到趋势，谁在前面，谁可以赚钱。
02
2060碳中和：能源革命推进投资和科技进步
第二大浪潮是“2060碳中和”。大家一半以为碳中和离我们非常的遥远，2060年还很远，但是这一天会到来，而变化从今天就开始。中国做了郑重的承诺，2060年碳中和，203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中国的碳排放在2030年将到达顶峰，2030年以后就会急剧下降，然后2060年下降到0。这会对能源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
从今天到2060年，在这个过程中，碳的总量排出是下降的，能源总量消费的量基本上不变，也有下降，但GDP总量持续上升。这意味着能源的效率会急剧提高，就是依赖科技。中国的变化时间短，变化快。
发达国家碳排放从1990年开始到高峰，逐渐到2050年下降为0，有60年的时间。我们的碳排放高峰在2030年到顶，到2060年降到零只有30年的时间，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和颠覆性的。
经济增长翻番，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为零，经济结构一定会剧烈变化，你别无选择，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从今天起就看看变化的机会在什么地方。所有企业都会因为这个曲线的变化而变化，因为能源是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企业可以离开能源，只是各自受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我有信心说在座的所有人，到2030年你们可以体会到自己的产业和行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到2050年，很多车会被电动车取代，汽车产业链是最大的产业链，即将颠覆。发电的装机结构会变化，就发电结构而言，今天的发电60%来自煤，未来是太阳能、风电和水电，也就是说整个发电设备行业根本上会改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提高能源效率的唯一途径就是科技，所以太阳能光伏的技术会进一步提高，电解水制氢的技术会发展，未来会有一系列的能源相关的科技变化，是巨大的投资机会。
我估计未来30年，和碳排放下降有关的能源业投资每年占GDP的1.5%到2%左右，每年新能源的投资就是1.5万亿-2万亿人民币，逐渐增长到一年5万亿-7万亿人民币。我们郑重承诺2060碳中和，这就倒逼我们所有人往前走。
03
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的大潮正在到来
第三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大潮。疫情推动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线上化，比如说线上办公、线上学习，线上购物， 线上医疗，一旦习惯就回不去了。技术的发展是如此迅猛，我们不要低估。疫情下全球地缘政治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变成了科技摩擦，科技成为竞争点，大家都知道未来的竞争点是科技，那么科技的发展一定是非常迅猛的，大家都在制定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
全球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推动，主要是技术创新、科技推动。内在的科技发展动力、经济的推动力以及外在竞争压力，使得未来科技创新变成了不可逆的大潮。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严格意义上处在4G和智能手机这个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走向5G和云。但是5G和云只是一个过渡，是一个载体，是一个基础设施，过渡到的未来是物联网和区块链。4G和智能手机根本作用就是把人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今天手机可以办一切事情。全球70亿人口，人连起来是10亿级的。5G和云的出现，把物连接起来，这是千亿、万亿级，2B规模是2C的规模远远不可比的。这个基础设施一定是走向区块链，因为信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互联网虚拟信用很重要，现在只有区块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走得很快，人工智能的专利，美国第一，中国第二。
科技创新已经变成了全球的竞争，中国要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必须占有这个市场，打赢这一仗，但是必须承认差距还很大，唯一的办法就是赶，所以我们现在是全面追赶。而新基建就是核心理念。
新基建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流和物流上加一个数据流，通过这个数据流产生一个产业流和资金流，产生价值流，就是建立一个数据流来赋能物理和物质的世界。
新基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5G基站。我们用5年时间完成了4G基站，中国今天占全球4G基站中的51%。我们计划2020年建60万个5G基站，现在完成了80万个，争取明年年底把东部和主要的城市覆盖5G。5G不是根本目的，为的是做物联网，现在的战略就是集中攻克物联网，从2020年的情况来看，我们改造过的物联网节点超过了美国，中国成为了最大的物联网国家。中国要建5个国家级的数据解析点，建10个跨行业的平台。
在物联网世界，中国在过去一年里面发生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工业APP。现在像三一重工设备都上了APP，可以实时了解运营、安全、维修，未来就是设备自己协同作战，不需要人了。2020是一个大年，今后两三年是物联网大的爆发年。
新基建基本概念就是国家全力以赴建一个“科技高速公路”，让我们的科技数据从计算、数据等等方面支撑科技高速公路，让所有的企业、社会、城市、政府上这个高速公路，利用这个高速公路建造自己企业的产业平台。谁能走到这一步，谁赢得未来。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互联网高速公路网法案，随后美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我们今天也同样建一个科技高速公路网，这个不仅仅是互联网，更是高级的智能网。
04
数字化转型核心是改变生产力
智能网下的数字化转型，第一是软硬件制造商，数字化的生产商，主要是软件。20家全球最大的AI企业，中国已经有了7家。第二是数字经济的平台，把软件和数字产业结合起来做平台，是工业、农业、商业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三是整个社会、企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以前讲IT就是重复人工的功能，现在在人工智能这个环境下是完全不行的。一定要让技术能够产出新的、今天没有的产品，你才能引领未来，只用技术延续你现有的产品，提高你的劳动生产率，那是不够的。我几年前说过，未来所有的产品都会像当年苹果手机问世一样，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产品，逼着大家接受苹果，这个就是革命。以后，我认为凡是成功的产品，都应该秉承这个理念。这是对企业家巨大的挑战， 这个过程不容易，一定是大浪淘沙的过程。
从投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未来最大的投资就是新基建，我细化为云、管、端。云——芯片、服务器，数据中心，云服务未来都是几何数量级上升；管——5G基站，通信卫星等等；端——未来万物为端，不要以为只有你的手机是端，现在央行数字货币，你不需要用手机就可以用数字货币，端是很广泛的含义，云、管、端的基建是未来大的投资。
05
走向数字化未来：中国将在全球人均流量领先
一个数字大国核心就是流量领先。中国目前人均流量是9G一个月，十年以后会达到100G，OECD国家今天是6G，十年以后50G，我们高他们1倍。流量还是一个过渡，目的是物联网。我们中国现在是十亿级物联，和OECD一样，十年以后中国达到100亿级，也超过OECD国家50亿链接的1倍以上，那个时候就成为了数据大国。
今天的一切都是流量，未来的一切更是流量。谁可以抓住流量就可以抓住未来。把流量抓上去，中国就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新了，就可以在全球的科技创新中走在前面了。这一仗你别无选择，所以要下决心做。
图 / IC
延伸阅读：《“后疫情时代”，世界及经济复苏路在何方？》
下文为朱民2月21日在央视财经“十大顶级经济学家看宏观大趋势”系列节目中，所做的《“后疫情时代”，世界及经济复苏路在何方？》主题分享。
未来5-10年，做好“低轨增长”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金融来看，2021年，是特别关键的一年。之所以说关键，是因为喜中有忧。喜是经过2020年的波动，经济逐渐由衰退转向反弹。
而且由于新冠疫苗的出现，估计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大部分区域可能都会接种疫苗，疫情就有可能逐渐被控制住。
同时，各国政府还大力度地刺激经济，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经过一年的折腾，以中国这样的疫情控制模式，通过隔离、大规模检测、追溯，能逐渐把疫情传播控制住的做法，逐渐得到了共识。这些都是好的地方。
担忧的地方也还是很多，疫情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从去年3月份开始就不断地在说，病毒变异和第二波、第三波大规模疫情的出现是极其普遍的事情。
我正好是《柳叶刀》抗疫委员会的委员，我这个经济学家天天和医生打交道，也是挺有意思的，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医疗角度来说，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典型的病痛学，所以必然还会有波动。
今年的经济恢复也一定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比如说发达国家，能够出台刺激政策的就会走得好一点；像很多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由于没有财政空间，可能就走得比较困难。
而从行业来看，像通讯等产业，由于和人的接触比较少，所以它的恢复就会好一点；像服务业、餐饮、旅游等，和人接触比较密切的产业，可能走得就会比较困难。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大的疫情之后，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通常会进入一个低的轨迹。不能低估这个影响。
很明显，现在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就业人数也在下降。疫情已经把全球GDP的增长轨迹下降了一个平面，造成了9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不可能再回来了。
所以我们已经在低轨上往前走，而且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每一个危机都会对生产力造成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天的12年时间里，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低于2008年之前的10年的。
而这次疫情，从现有数据来看，未来10年的增长速度会低于2008-2019年这11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21年既是恢复和反弹的一年，同时又要做好未来进入“低轨增长”的准备，打好未来的基础。
比如做好衔接和转移，努力提高潜在劳动生产力。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能够增加就业人口，能够更多地创造普惠全民的增长。
这样才能看到未来5-10年大格局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21年很关键。
美国收紧流动性，只是时间问题
从去年开始，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危机。
这样一个流动性的宽松，甚至叫“流动性的暴力”，已经影响到经济的方方面面，疯狂的比特币也好，暴涨的大宗商品也罢，似乎全球的优质资产最近都在涨价。
一方面，释放流动性是好的，因为它稳定了经济，使全球经济、金融不至于崩溃，它止住了疫情带来的全球新型危机。
但在大规模的刺激下，会形成几种现象：第一是政府债务的高企；第二是零利率；第三则是流动性宽松。零利率、继续宽松，很明显会对金融的稳定造成伤害。
那么，到了2021年，我们就要承担过度流动性的后果。
由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很低，所以大量资金走向了金融市场，走向像比特币这样的特异资产，这些都是一部分的后果。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我们要看到这次刺激的规模，最近拜登提出了新的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这是在已有的8800亿和两万亿的基础上，再加上的1.9万亿，总共是近5万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美国GDP的25%。它用了整整25%的GDP来刺激经济。所以预计今年会有比较强劲的经济增长。
但代价是美国政府的债务比例，从去年年底占GDP的100%上涨到130%，远超所有发达国家，甚至比高债务的欧洲还要高很多。与此同时，利率下降到了0，甚至不排除负利率。
由于零利率和负利率的出现，整个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基准就完全变了，而且会继续推高股市的泡沫。
以美国为例，企业的盈利是在下跌的；市场的无风险回报，在过去13个月里几乎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消费者的偏好波动特别大，所以也就会推动股市进一步走向泡沫。
而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这么多的流动性，总要有撤出的一天。流动性撤出之时，就是危机可能发生的节点。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案例和教训。美国总是在危机以后开始加息，从而引起全球金融震荡。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2013年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时任美联储主席在8月初的杰克逊霍尔货币政策年会上，提出要暂缓货币宽松政策。
“暂缓”这两个字就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为什么？因为资金迅速地回流美国，包括印度、南非、巴西在内的很多国家，汇率下跌超过了20%，资本回流的幅度非常大。
所以美元流动性大量流入的国家就会遭殃，而且美国自身的股市也发生了很大波动。因为利率一变，你今天以零利率借的钱，到时偿付成本就变了。
现在宽松越来越大，大家呆得就越来越紧张，但还有一些人很“暴躁”，想再赶一赶末班车。但问题是，你总要走的，一走就成了问题。
所以，按照传统理论来说，政府现在早就应该撤了。但因为担心危机、担心不稳定，所以不断用新的刺激来延长周期。
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关注点。撤出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称之为“扳机”。触动点就是美联储在保证宽松的前提下，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是2%，只要达不到这个点，它就有空间来继续支持新的刺激。
那么我们估计，正常的话，2021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接近1.5%。
而如果1.9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逐渐入场最终通过的话，美国经济可能会走强，最终可能就会使通货膨胀的上升快于我们的预期。
所以美国这两天讨论最热烈的，就是通货膨胀会不会反弹。因为美联储的政策改不改，实际上就是问“通货膨胀会不会反弹”。现在形成了尖锐的两派，大部分人说通货膨胀不会反弹，少部分人说通货膨胀会反弹，比如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就是这么讲的。
我们现在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情况来说，美国经济增长今年很可能会过热。在这个情况下，通货膨胀反弹的可能性就会出现。
如果一定要看一个起始点的话，今年年底我觉得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因为美国今年一二季度的经济反弹会很强，同时三四季度的增长也会很强。这个是毫无疑义的。
所以当经济走强后，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时，美联储就必须撤出宽松货币政策了。对于美联储必然会加息这一点，我们是不可以抱有任何幻想的。
因为央行永远是在危机时降息，在危机过后加息。因为它要保证有足够的利率空间，在下一次危机来时可以继续降息。
那么在撤出时，资金就会发生瞬间的逆向流动。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被无数次的危机所证明过了。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内部做了很多分析和实际情况调研，美联储基础利率变化是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我要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讨论美联储会不会撤出宽松，引起资金反弹时，要注意一点，我们今天在全球大的经济周期框架下来说，是一个长期债务的周期顶峰和一个短期债务的周期顶峰，它是两个周期顶峰的再叠加。
与此同时，因为这个叠加，形成了股市顶峰。这是三个叠加，股市是债务这个周期顶峰叠加后的一个必然反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扳机触动了泡沫的下跌的话，这个下跌会非常厉害。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世界债务的总额是如此之大。这么大的债务，如果它还本的利率水平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整个债务盘子的崩塌将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1年“喜中有忧”。忧就包括潜在的一点，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没有人敢说具体什么时候天会变，所以2021年的关键就是，要看到潜在的风险，然后进一步把这个风险，扩展为我们能观察到的几个主要变量，然后通过观察这些变量，我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把握全局。
这3件事，很关键！
在疫情发生后，总有人一直追问我，我们会不会进入1930年的大萧条。我说没有，也不会有。
其实这次疫情发生时，股市下跌的速度是超过了1930年的，但幅度还是小一点。
之所以说没有进入1930年的大萧条，就是因为央行采取措施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快；第二是规模大，一下就把第一阶段的流动性恐慌危机给解决了。
通常来说，我们讲一个危机一般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流动性恐慌，这个问题央行政策解决了。
第二阶段是偿付危机，就是企业真的还不了钱了，比如有的企业经营不好。
通常在一个大的危机时，会出现一系列的企业破产，通常都是在危机发生的4-6个季度以后，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将会逐渐地展开。
这时就需要有两个政策：一是央行继续提供流动性，帮助人还债；第二需要有结构性的改革，让整个经济朝着新结构的方向走。但这都不容易。
我之所以说2021年特别重要，就是目前全球都面临着结构调整的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维持流动，也要完成结构调整，使得未来潜在的劳动生产力能够不断地提升，这样才能把经济重新稳住，继续往前走。这个是特别难的。
所以2021年的要义，第一是复苏，第二是垒好未来增长的基础，第三是合理地、逐渐地把货币政策管住，并且逐渐地、透明地把它给收回。这3件事如果做不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又一次陷入波动甚至是危机之中。
而波动和危机要是再来的话，就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政府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少，现在利率都已经是0了。我们对最早实行负利率的国家做了一个分析发现，现在德国已经说，你买房，你借款，我还贴给你利息。这个是天下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彻底乱套了。
但即使这样，还是没人敢买。你现在是负利率，要是利率上升了，我又该怎么办？我又不是借你一年的款，是借你20年的款，你能保证我20年负利率吗？与此同时，由于负利率的到来，大家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所以普遍消费会下降。
我们做了无数的调研案例、统计分析，得到的都是这种情况：央行负利率、财政没空间，再也不能像2020年4月份这样大规模刺激了。这时如果再发生问题的话，就会比较困难。
但如果说美国的政策是这样一个宽松趋势的话，全球其他国家是不是会跟风？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其他国家的央行，特别是发达国家，像欧洲也或多或少会跟随。因为从现在来看，受第二波疫情的打击，欧洲的经济情况还是很不好，今年欧洲经济恢复相比美国还是比较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因为经济走强，所以它加息的概率也在上升。
剩下的就是中国了。我们这次比较好的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出手很快，去年1月23号晚上封城，2月4号央行、财政部四部门就联合发文支持，流动性入市，针对企业、针对经济停滞的一系列资金就开始入了，但是规模相对还是小的。
我们看全球财政刺激的规模，发达国家平均用了12%的GDP，是很厉害的；新兴经济国家大概用了6%的GDP；最辛苦的是低收入国家，只有3%GDP的刺激政策，所以它们的经济恢复就比较困难。
而我们的货币政策加上财政政策，比如对企业流动性的支持等，在全球来说是属于中低水平的，规模不是很大。这是一个好事。
第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停止，一直在往前推。也就是说，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不完全地和美元挂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美元的利率水平波动，一定会影响汇率波动时，它对人民币的利率和汇率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对就会比较小。
因为我们央行此前的刺激规模不是很大，所以目前从全世界来看，我们能动用的政策空间的余地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大的波动，我们可以有大手笔来支持、应用这个空间。当然如果是中小波动、可控的波动，也可以通过市场调剂逐渐把波动缓和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和美国的货币政策，现在来看还是有一个很好的缓冲的。
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那就是要防止杠杆上升。泡沫不能再上升了。因为无论你有多少的政策空间，如果你泡沫很大的话，只要危机一动，还是会发生很大的恐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房地产也好，对股市也好，对其他市场也好，都严格地在关注杠杆率和泡沫。因为只要泡沫在，一个特别小的敏感源的波动，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大的危机。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历史中不断看到的事情。
朱民回答部分网友提问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哪个通胀风险大？
朱民：通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传统的对于通胀的测度，已经不能衡量、满足今天的实际价格变化了。比如以前的通胀商品里，食品、工业用品比较多，那当然通胀就比较低；但现在消费更多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的价格上升其实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都能感觉到。
从全球现在的格局来看，由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比较低，特别是欧洲、日本，所以我们不是讲通胀，是讲的通胀预期。所以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悲观，这就是日本20年衰退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因为悲观、不消费、不涨工资，所以通胀就上不去。
而从我们的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消费还是弱，而且整个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还没有到一个很强的状态，所以通货膨胀的整体水平应该是在一个可控的水平上的。
2、中美关系，怎么看？
朱民：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任职时期完全是非理性的时代。而拜登上台之后首先提出重返国际，又表示愿意采取理性态度，用谈判的方式重新塑造中美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我们对特朗普时期中美贸易的结果，做过一个分析，显示美国的税收达到了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美国税收的大部分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了。
因为中国商品的质量好，价格合理，很难被替代掉，美国只能选择进口中国的商品；所以当美国的中间商受了损失后，只能用提高价格的方式，让美国消费者承受损失。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因此降低，反而是上升的。所以之前的中美贸易战并没有解决问题。
而拜登上台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谈嘛，谈就比较好。
通过之前几年“去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动作，不难发现民粹主义在美国、在世界还有着相当大的市场，这说明美国的政治生态还处在对立状态。
而拜登所说的重回国际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中美合作的国际空间，但反过来说，拜登也有可能通过国际联盟来重新建立对中国的“围墙”。
中国今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越走越强，必然会引起部分美国人的顾虑。中国最强大的优势已经不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是科技创新，所以接下来发达国家可能会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有一点很明确：脱钩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制造业是最强的，产业链和生产基地是最完善的，而且中国有十分强大的市场，美国是脱不掉的。
对于中美的未来，我们要做好应对更复杂局面的打算。未来中美还是应该达成共识，也就是说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走。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我们都希望中美之间有沟通和谈判的那一步。
3、2021年，有哪些确定性机会？
朱民：在疫情之中，迅速地发生了地缘政治的恶化，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迅速提出了“双循环”战略。我一直说“双循环”的战略意义有两个，第一是立足本国市场，第二是立足我们的科技，要重建我们的科技、重建我们的创新体系，这个和新基建结合起来，就是中国未来确定的东西。
中国的未来，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变动，也会有变化。这个很正常。但有一点，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这个大船要走稳，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走科技创新，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这是个大势，我觉得不会变。
去年，我们的5G基站建了80多万个；今年又是个大年，要争取能够把东部沿海和主要城市的5G全部做完。中国现在已经有全世界一半的5G用户。
通常来说，5年建一个G，4G用了5年、建了400多万个基站覆盖中国。我们现在希望能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把5G给做完。因为有网络才有效用。
但5G只是基础设施，我们下一步追求的技术就是用物联网把物联起来，这是个千亿级的市场。用这个平台，把我们自己的产业、公司数字化，这中间有无限宽广的机会。
第二就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投资，这个也是确定的。我们现在开始考虑“2060碳排放”，估计从今天到2060年的40年里，每年在新能源上的投资会超过GDP的1.5%，也就是说在今后5年里，每年会有1.5-2万亿的投资；到了2030年以后，每年是4-6万亿的新能源投资。
这不单是减排，而是整个经济的彻底变化。到2060年，我们的碳中和减排要到0，也就是说我们能源的消耗会比今天还少。
但到2060年，我们的GDP可能不止翻一番，甚至是翻几番，但对传统能源消耗会减少，那你的技术该增长到什么地方？所以未来投资新能源、投资任何碳中和的事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三点就是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是确定的。我们用技术来构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时通过改革开放来支持这个技术的发展。
中国40年的经验教训，说明了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现在就是高水平的开放、适度性的开放，以后还会进一步地加大开放。
所以改革是必然的。因为当光能源变成主要能源的时候，现有的电网系统就会发生根本变化，那你怎么能不改革呢？
有这么几条确定，我觉得我们往前走就会有信心。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央视财经、创和汇作者：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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